◎(周伯乃) ◎(周伯乃)
走進台北市西門町，就是走進了沸騰的人潮，走進了噪音高達八十四分貝的喧騰中，人潮與喧騰交織成如古戰場上的萬馬奔騰、戰鼓齊鳴，哪叱與嘶嚎譜成一曲都市交響樂。如果你有醉臥沙場的壯志，你就會在喧囂中廝殺掉整個黃昏和黑夜。
車聲和人聲是西門町最大的吶喊，它可以喊醒天堂的夢者，也可以震撼開地獄的窄門，但震不斷那如潮的車流和奔馳的腳步。我佇立在鋁質的天橋上，雙手緊抓住漆著朱紅色的欄杆。但欄杆無情，不知胡馬嘶風，漢旗翻雪的淒楚。祇見一竿殘照，即將掉落在那擎天的樓宇裏，沒有誰能阻擋住那急速滑落的太陽，猶如誰也阻止不了那橋下的激流。時光流過，歷史流過，沉澱而凝聚的是那一層又一層的文化和文化遺產。人類是依靠著那一層又一層的文化和文化遺產證實自己，證實自己異於禽獸，異於其他的動物。雅各斯和史特恩都說： 「人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係因人有文化。文化乃社會遺產，社會遺產不是藉生物遺傳的方式，經由種質細胞遞衍下來的。」因此，在人類的群體與群體之間，有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有各不相同的風俗習慣和語言、血統。因而，產生各不相同的文化和文化遺產。以每一個族群來說，都有其自然形成的信仰、習慣、風俗、語言，以及因適應族群生活環境而制定的禮義、服飾、器具，和倫理、宗教、道德規範，等等。人類也正因為擁有這許許多多自然形成和自己創造所累積的寶藏，便構成了人類特有的文化和文化遺產。
當我們肯定文化是人類所獨有的產物，是別的動物所沒有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因為那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遺產，都不知隱含著多少祖先們的血淚和汗滴。於是，保衛固有文化，成為每一個國民應有的責任。而保衛的動機，是基於人類族群對其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的共識。因此，它是訴諸於民族情緒和文化尊嚴 （cultural dignity），這類文化尊嚴，也隱含著自我意識的人性尊嚴。中國人一向崇拜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而缺乏國族的觀念。對家族和宗族的保衛遠超過於國族的保衛千百倍。有時兩姓發生衝突械鬥，常常會引起兩宗族莫大的犧牲，有時演變到家破人亡，傾家蕩產，都會在所不惜。家族主義的興起，是否與農業立國的經濟結構有關，我沒有作過深入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肯定宗族的形成與勞動力的凝聚有絕對的因素。如農忙時，一個家族對自己的農耕工作忙不過來的時候，常常求助於另一家族的協助。
這種幫忙他人的代價往往不是金錢或者物質條件的交易，而是勞動力的交換。比如甲家幫忙了乙家，乙家不必付出金錢或其他相等物質的條件作為報償，只等甲家有事或農忙時，以個人的勞動力作為補償。這種勞動力的交換，構成人與人之間的守望相助的團聚力量。由於這一團聚的力量，而形成家族與家族間的崇拜，進而，凝結成血濃於水的融合力。
家族崇拜與男性尊嚴
中國數千年來，一直受著家族崇拜和封建制度的約束和牽制，形成中國社會的重要特質。卡西勒（Ennst Cussirer）說：「中國是祖先崇拜的典型國家。」祖先崇拜的原始根源，就是由於家族崇拜和父系權威所造成的。卡西勒曾引述格羅特 （M.de Groot）對中國宗教描述的話說：「它表明家庭與死者間的聯繫決未斷絕，並且死者繼續執行著他們的威權和保護作用。他們是中國人們的自然守護神，或他們的家神，以保祐他們反抗鬼物，而由是產生福祉。：：乃是祖先的崇拜，它由賜予人以他的家庭的死去的成員的保祐，而給予了他財富和興隆。因此，他的財產實際上是死者的財產；的確，這些死者還繼續與他同住、同生活。並且父系家長的權威的法律將認為：父母是子女所有的一切的所有者。 」
由於這種父母的無限權威和對祖先的崇拜，形成一種生與死之間的永遠聯繫的力量。祖先死了，子孫們要給他們立下墓碑和在家庭的廳堂裏設置牌位，一方面可以告誡子孫們慎終追遠，一方面又可以維繫著生人與死者之間的情感交通。因此， 「人的世代形成一個獨一和不能打斷的鎖鍊。：：現在、過去和未來互相混合在一起，而沒有任何截然的分割之線，人的世代之間的限界，成為不確定了。」（以上兩段引述，均轉引自劉述先教授所譯卡西勒的 「諭人」一書）
對祖先崇拜最好的證明，是牢牢守住祖宗的產業。因而，安土重遷，視土如自己的生命的觀念，灌輸進每一個中國人的腦子裏，日積月累，孕育成保守、質樸、敦厚的民族性格，加上儒家學說的濡染，便形成中國特有的道德規範。所謂：君臣父子兄友弟恭，等等。
以農為業，即要靠自己的努力耕種，也要靠天時地利。所以，中國人對天意抱有絕對的虔誠的崇敬與信賴，認為人是靠天吃飯的。古代帝王謂之天子，子民認為是直接祀天，一切作為都是奉天命而做的。孔子認為天子的仁心，乃是承天心而來。故立人之道，亦即承天道。中國人一向對祀祖祭天的觀念特別濃厚。禮記郊特性：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古人祀祖祭天的觀念，大抵都是源起於報本反始和慎終追遠的思想。以現代人的觀念來說，應該是屬於感恩圖報的外現行為，是人性的真情流露。譬如詩經大雅生民篇中所述周室祀天的由來，就是因為姜嫄氏 （炎帝之後）能潔祀天帝，使其懷孕而生下后稷，才不致絕後，且教以稼穡，繁榮了他們的後世子孫。子孫們為了感恩於天帝的眷顧，乃立敬祀天帝的禮儀。周公制禮作樂，就是依據這個報本反始的觀念而來。古時只有天子才有資格主祭天帝，平民和其他的人都只有陪祭的份，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古人對祭天之典的隆重與莊嚴。相沿至今，我國許多神社祭祀和祠堂祭祖，主祭者，仍以鄉紳或德高望重者，才有資格主祭，其他的人，只能陪祭而已。在廣東客屬一帶，至今仍沿襲著一種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祭祀祖先或神祇，只有男性可進入祠堂和廟宇，女性，尤其是身體不潔者 （指經期婦女），是絕對不允許進入寺廟或祖祠的，所以，每逢迎神賽會，或建醮，等等，盛大場面，我們所看到的都是男性，很少有女人參與。我所以要特別強調「女人」，而不說 「女性」，是因為未成年的女孩並未受到限制。換句話說，純潔的小女孩是可以參加那些盛會的。
如果以現在台北街頭穿梭的女人來說，那種大膽暴露Body的程度，不知要羞死多少六十年前的女人。英文裏有一句話說：大多數的動物都有毛髮來遮蔽身體。而現代人卻以暴露自己的肉體為美感。我不知道這種 「美感」和原始動物有多少分野，再說，這種所謂」美感﹂又能帶給自己多少快感，但對絕大多數的男性來說，實在是一種罪惡的淵藪，是犯罪的誘因。
人類所以會從用樹葉遮體而演變到織布做衣服，主要的原因是要能遮住不該暴露的Body。我始終覺得，美要有一點距離感，總不如朦朧之美令人聯想，或者說有一點令人想像、探索、追求之神秘感。
夜郎自大的心態
中國文化的發展，一直是在夜郎自大式的關閉中成長，自視為土地最廣袤，物產最豐富、人口最多。在自足的系統裏，「不僅一切人倫建構（包括法律、倫理、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等等。 ）是優於一切，而且實際的物質生活之所需也無待外求，外人則必需中國的貨物。」在這種自我滿足的心理狀態下，中國人一直是處在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的自我隔離，根本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世界。更談不上對外通商貿易和敦親睦鄰的外交關係，再加上士大夫意識的作祟，官僚們自視高人一等，甚而至於，歷代帝王亦以 「天下共主的觀念來統治天下」，心目中除了自己，沒有人能比他更高，更具權威。說出的話是「聖裁」，任何人不得改變，只有絕對的服從。縱使是老而退位了，也要凌駕於帝王之上，稱為 「太上皇」。
更可笑的是地理智識的缺乏，將「咱們中國」視為世界的中心，其他的國家（其實根本沒有承認是國家，只是蕃邦夷族而已），一直到鴉片戰爭之前，清廷尚稱英國人為「英夷」，辦理外交事務叫 「夷務」。只是圍繞著中國而存在，這種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央的觀念，數千年來，牢牢地深植在中國人的心裏。再加上知識分子的推波助瀾，妙筆生花的渲染，形成天下定於「一尊」的自我意識。而把鄰國視為邦夷蠻狄的 「化外之民」。由於這種高人一等的自大心理，自然不會降低身份去與鄰邦結交，打開外交的僵局。縱使別國要來「敦睦」、「通商」，建立外交關係，也把人視如臣國般的朝貢，甚至把派遺的特使視為進貢使節，要人三跪九叩首的大禮，刻意貶抑他們的人格地位。類似自傲自大的心態，普通根植於中國歷代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心底。萊特 （Arthur F Wright）在論及中國文明之自我影像的分析中，列舉了幾點特徵：
(一)中國廣土眾民，並且是位居平地中央的國家，上覆穹蒼。
(二)中國不獨在地理上位於地球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中國的文學、道德、禮儀、制度、無一不優於四夷。
(三)中國是政治的中心。萬方來朝，四夷臣服。
(四)中國物產豐饒，經濟自足，無待外援，所以也就少與人通商。
(五)好古，並且聖化自己。中國的道德原則，對於一切人民都有效。古聖先賢一言行足堪為後世師法，好古是第一要務。
萊特又說：「由於中國是在相對的孤立狀態之中，中國在技術、制技、語言，和觀念上都發展出一種高度的自我滿足感。在悠久的歲月裏，受過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之精萃，壓根兒不知道世界上尚有任何方面，足以與他們自己的文明，相頡頏的其他 『文明』。」
中國人的優越感，是建立在自滿自足的故步自封的意識之下，再加上好古、效古、復古的心態，常常以咱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自炫自傲，有古聖先賢的金科玉律作咱們的典範和行為準則。久而久之，一代相傳一代的代代承襲，代代服膺於古聖先賢的格律之中，乃形成一種傳統的模式，任誰也不想改變既定的法則，甚而至於認為改變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為。
船堅砲利與文化覺醒
自公元一八四○年中英戰爭，中國戰敗，造成割地賠款的奇恥大辱。緊跟著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的簽訂，開放了五口通商的外國公使的駐華，等等，不平等條約。自後，列強看清了中國是一條紙老虎，乃紛紛藉故出兵攻打中國，造成中國面臨到全面爪分的覆亡邊緣。至此，中國人的優越感和自大的本位觀念才有了覺醒。覺醒於列國的 「船堅砲利」和物質文明的衝擊。隨著「船堅砲利」所突破的門戶開放，除了大量輸入他們的工業產品，同時也帶進了他們的宗教，和因宗教而濡化的精神文化。所謂「歐風美雨」席捲而來，西方文化大量入侵。在這一情勢之下，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文化，開始發生動搖，知識分子開始懷疑，到底是中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抑或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因而，激起漫長的中西文化論戰，甚至直到今天仍有零星的戰火。
保守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著日趨激烈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傳統體制的崩潰，主客位文化的衝擊，在在都迫使他們要從原有的聖壇上滑落下來，昔日的尊嚴和威權受到嚴重的挑戰。極端的復古主義者，便高喊著保衛本土文化，全盤否定西方文化，但一些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莘莘學子們，卻不顧一切的將西方近代文明帶進了中土，而要求全盤西化。否則，無以拯救中國之危亡。在這主位文化和客文化發生強烈衝突後，也有人採折衷的方式，認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一方面固守中國傳統文化的陣容，另一方面又開放門戶迎接西方的科技和新思潮。
西方科技和新思潮的入侵，激盪起國人對科學的好奇和自由民主思想的追求。漸漸由對科學的好奇轉變為實際的功利主義；對自由民主思想的追求，演變成個人權利的爭取與人性尊嚴的崇尚。於是，束縛了中國人數千年的禮教、權威，驟然被個人的人性尊嚴所戳破。科技發展帶來人類實際利益，使舊有傳統的經濟結構產生了急劇的變遷。傳統式的家庭經濟，被集體工業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商業經濟所瓦解。現代人的財富已經不再以多少不動產為標準，個人不再以擁有多少產業為榮。而是動輒以集體生產的企業化結構和證券公司的股票，以及關係企業的連鎖經濟作為價值標準。
由於家庭經濟結構的改變，影響到舊有的家庭制度的沒落。過去引以為榮的五代同堂、百子千孫的大家庭，已被現代的小家庭制度所取代。尤其，在台灣這個有限的土地上，要如何抑止人口膨脹，是當前人口政策最重要的課題，政府已傾全力地宣導節育、管制人口膨脹，連西門町、衡陽路一帶都設置有投幣式保險套販賣機，像投幣打公共電話般的方便。
避孕藥與墮胎
避孕藥和墮胎的合法化，是現代社會性氾濫的根源，因性氾濫所引起的色情問題和道德問題，是今天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許多暴力、姦殺、搶劫、販毒、詐欺、經濟犯罪等等，都直接間接與性氾濫有關。如何有效來解決這些問題，恐怕非一兩篇文章或三五個人的呼籲所能解決的。
在今天的大小都市裏，在在都可以看到色情交易場所，也隨時可以看到舊有道德淪落的局面。作為﹁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是否已有了自覺，抑或亦被現代物質文明麻醉了自己的良知，成為色盲者，視而無睹，這是必須亟謀解決之道。
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被「性」所支配。如果以這一論點來看今日西門町的情景，我們真會為佛氏擊掌之聲喝采。遠在五十年代有人大聲疾呼：要建立道德重整會，整理中國瀕於崩潰的舊有道德精神。萬萬料想不到會愈整愈沒有道德。如今已完全沒有道德規範可言，中國原有的道德規範，已到了分崩離析的狀態，而新的道德標準又無法建立。知識分子不斷呼籲人文精神之重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亦不斷地推出國民生活須知，鼓勵國人厲行新的生活規範，甚至召集專家學者研討現代生活態度、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孝道與孝行、生命禮俗，等等，目的是想將中國文化，無論是傳統的或創新的都能落實於國人的生活裏。然而，在這快速變遷的社會裏，社會的結構愈來愈複雜，人際關係也愈來愈繁複，過去適合農業社會的種種道德規範，自難再適合於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比如，昔日以家族為核心所形成的家族集團的生產結構、經濟結構、以及權力結構，在現代人人可成為生產重心、經濟重心和權力重心的工商業社會，已逐漸失去其重要性。換句話說，在現代工商業社會裏，過去傳統農業社會裏的家族主義，已不足以適應這複雜的現代社會運作和人群生活的步調。在現代工商業社會裏，個人所追求的是經濟獨立和個人的自由意願，以及更多的經濟價值和人性尊嚴與幸福的肯定。
在傳統農業社會裏，個人經濟是依附於家族的集體生產結構中，個人生活的好壞與家庭經濟的盛衰息息相關，於是，自然形成一種家族集團的凝聚力，也因此而產生了個人對家庭的向心力，凡事都以家庭為主，家庭的興敗與個人的榮辱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個人對家庭的維護、家族延續，都肩負著沉重的責任感。個人為了家庭的興盛，常常會從心理上產生全生命投入的想法與做法，甚至視家庭為個人的生命，家庭的生活是個人生命的保障。在這樣強烈的家庭主義的觀念薰陶下，便產生了個人對家庭的責任感，如傳宗接代、孝順父母、兄友弟恭，等等道德規範。
民族文化的尊嚴在哪裡？
人類文化的發展，一則是傳承，一則是創新。傳承可以造成文化的累積，創新可以產生文化的變革。中國人一向對自己的文化有一種優越感，一直到今天仍有絕大多數的人，總是要編造出許多理由來自圓其說，以維護那點人性的尊嚴和民族的自信心。這種所謂 「文化自圓」（Culturalself-justification），其目的無非是怕另一文化的入侵，而造成文化變遷。事實上，以今天國際間的科技工業之高度發展所帶來的人類資訊之易得與敏捷，已不可能不受到另一文化的濡化。比如在民國初年，或者再往前進一些年代裏的知識分子，為了不願接受西方的物質文明，刻意不穿西服、不住洋房、不坐汽車，甚至不學西方的微積分，而仍穿長袍馬掛、住四合院、坐人力車、打算盤。甚而至於一些迂腐的士大夫階級，還在作八股文、走八字路，刻意學習談吐儒雅的名士典型，這些儘量在形式上維護固有文化的作風，也的確殘喘過一段時日。然而，畢竟弓箭盾牌抵擋不住來福槍和迫擊砲的威力，人力車跑不過汽車，在這種無可抵禦的大潮流的衝擊下，自然有許多所謂 「傳統文化」要遭到淘汰，以至式微。
就近半世紀來的人類文化發展的趨勢來看，已愈來愈趨向於大同文化的濡化，比如中國人對西服、西餐、洋房、汽車的生活文化之認同，包括特有的東方精神文明之嚮往，在在顯示出各民族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匯交感，彼此在吸收對方較優秀的文化而改變自己，使兩個完全不相同的文化整合成一個新的文化，是把原有文化之有價值的要素與所需新的要素統合起來創造一個新的文化整合。如宋帝國敗於蒙古人後，蒙古文化受漢文化之濡化而整合一種新的文化，明朝被滿州推翻後亦復如此，清帝國雖然用盡各種手段，企圖迫逼漢民族實行滿民族文化，但受較優秀的漢民族文化所同化，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建構。世界上任何一個族群都有他的文化背景的文化理想，而且保持著各不相同的文化價值與權利。如果僅憑著武力來把自己的風俗、制度，或某種價值觀念強灌輸給不同文化的族群，是很難達到目的，縱使強施予懲罰，亦將引起文化的不安。如滿族人強迫漢人穿馬蹄服，非洲土著到了歐美的文明國家參加宴會，必須穿著整齊的禮服，非回教徒覺得紅燒豬肉味鮮好吃，回教徒認為噁心，廣東人吃蛇、吃貓，說是龍虎鬥，有益健康，而非廣東人卻認為不潔。這就顯示出文化背景不同的族群，對文化價值的判斷有不同的標準。再如對生命禮俗，有些族群認為火葬是死者靈化後最容易靠近天國的方法；印度有些族群，夫死妻子必須殉夫。我最近看一部日本電影叫 「楢山節考」，說日本有一個部落，老人到七十歲還活著，就要他的子孫們背負他到楢山頂上，讓霜雪凍死而攀昇天國，才能使他純潔的靈魂進入天堂。在蘭嶼的雅美族，老人會主動爬到海邊任其餓死而墜屍於茫茫的大海裏。
我常常在想，世間有許多生命禮俗的形成與發展，與那個族群的生存環境有絕對的因素，如蘭嶼島上的雅美族，死後自動海葬，與他們所居住的有限空間，和人們依海而生活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正如有些族群因女多於男，而允許一夫多妻制，是同樣受環境所影響。
無可諱言的，我國二千多年來，人們一直受孔孟思想所統轄主宰。所謂禮教，所謂制度，亦從來就沒有擺脫過儒家的巢臼。加上歷代的士人學子的渲染與統治階層的權力運作，以及絕大多數的人民依賴勞動力來維持生活，根本不可能有餘力去從事精神生活，他們一直求著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生活軌跡。於是，產生了安土重遷的拒變性格。由於拒變而生產保守、輕外、自足的民族特性，這種民族特性在中國文化意識裏孳生、蔓延，漸漸形成為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心態。
然而，世界在變、潮流在變、人類的思想意識也在變。因而，影響到人類的價格觀念也在變，在這急劇的變遷中，要強迫人們去信服孔孟學說，甚至要獨尊孔孟的執迷是不可能的。遠在一八九八年時代，張之洞就提出中西文化之調和觀念。他在 「勸學篇」中說：「我們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之上。提高人類物質上的享受，增加人類物質上的便利與安逸，這都是朝著解放人類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們不至於把精力心思完全拋在僅僅生存之上，使他們可以有餘力去滿足他們的精神上的要求。 」
近百年來，西方的物質文明不斷地透過各種管道向我國大量輸入，刺激我們的社會逐漸自農業走向工業和商業的社會發展，這樣的發展，自然會和孔孟之學日漸疏離。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來，台灣因地窄人稠，逼迫人們向求生存的目標努力，大量發展經濟生產，甚至以勞工密集的廉價人力換取報酬。因為儒家薰陶了我們勤儉、堅忍的美德，使我們懂得節約、積蓄致富的方法。所以，五十多年來，使我們從貧困中奮起，從吃蕃薯粥、穿木屐的生活中，走向吃山珍海味，穿數以千計的意大利小牛皮、法國羊皮、新加坡鱷魚皮鞋的豪華生活。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稟實而後知禮節。﹂物質上的享受，和生理上的滿足，常常會使人很快達到最佳極限而厭倦，反而精神上和心靈上的較難令人滿足，甚而至於根本無法使人得到最大滿足。因而，人們在沒有飯吃的饑餓狀態中，最迫切需要的是饅頭、白米飯。而等到衣食足、倉稟實的時候，縱使山珍海味也會感到乏味，而不如吃青菜、地瓜粥有味。
名藝術評論家孫旗先生在台灣新聞報副刊發表「對當前中國文化的省思」中，亦曾指出膜拜物質文化背景和醉心官能文化的後果。他認為整個人類的社會結構，是由農業社會而封建社會而民主社會發展下來。他特別強調歐洲的產業革命所帶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突飛猛進，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而產生了帝國主義的擴張殖民地之侵略行為，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勞力，以壯大自己的經濟力量、厚植國力、擴張政治權力。他說： 「科學發達給人類社會帶來物質慾望的滿足，加上經濟發達以後，把歐洲文藝復興所追求的個人主義、自由、民主思想大力發揮，就對權力結構的影響很大，中世紀的權力握在教皇手中和貴族手中。 」現在資產階級掌握經濟權力，競選總統要有雄厚的經濟資本作後盾，無形中把權力落在資本家的手中，而形成政治經濟的權力結構。孫先生說： 「從社會結構的兩種演變，就產生美國這樣縱情物慾、驕奢淫逸的典型社會了。」
目前，我們的社會正處於轉型期的形態，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科技的，乃至於農林漁牧，等等，都是在轉型中發展。中國的傳統社會，一直是在緩慢中進行求變，而今卻因經濟的急速成長，造成諸多劇變的嚴重的問題，使絕大多數的人們不能適應這種急速變遷。因而，產生了所謂 「信心危機」。如果我們處心積慮對中國文化作一次檢討與省思，再從人文主義的根基上，重建起民族文化的尊嚴。我相信，我們在轉型期所受到的痛苦經驗，很快就能獲得報償。
結語
這是一個重視多元價值的社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在經濟上，講求的是高度開發；在社會上，期待的是和諧安定；在文化上，力求精緻文化與粗俗文化的整合。我國人類學家陳奇祿博士，最近在一次專題演講中，以 「邁向文化與經濟並重的開發國家」為題，強調文化與經濟的平衡發展，他特別引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香港、新加坡及韓國，這幾個曾經受到我國儒家教化的薰陶，所以能迅速自廢墟中站起來，從而肯定中國文化能使經濟建設達到成功的目標。
無可否認，現代社會是需要高度科技來帶動經濟的開發，進而促進社會的繁榮，造福人類獲得更為完善的物質生活。但也有人畏懼高度的科技發展、會帶來技術專政的危機。所以，呼籲及早培養新觀念去防禦它，他認為 「人自身的價值永遠高於技術的價值。」他說：「技術只是人類實現完全生活的工具，如果技術侵害到人的尊嚴，助長反人道的行為，那是和我們的理想完全相悖的。」（見韋政通著 「中國文化概論」一書第十一章有關「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德國當代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eh Fromm）遠在五○年代即發出對人類的警告。他說「十九世紀的問題是上帝業已死亡，而二十世紀則是人已經死去…過去的危機是人會變成奴隸，而將來的危機是人會成為機械的奴隸。 」（引入自佛氏所著「清醒的社會」一書）
基於以上的認知，我認為，重建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在重建的過程中，應求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的均衡發展，使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取得適度的整合，而產生一種和諧的大同文化。中國人數千年來受儒學和孔學的主導之下，特別重視和諧價值的人生理想，這種大同文化，對現代社會所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孤絕感和疏離意識，應有相當程度的調整作用。
事實證明，社會變遷和文化遞嬗，都將影響到社會結構和人際關係，以及人類行為規範與價值觀念的改變。儒教和孔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促使中國社會一直處在穩定而緩慢的變遷中。這股影響力，就是孔孟學說的仁義教化。如今，我們傳統社會的藩籬已被外來文化所衝破，原有的社會形態已面臨到解組的邊緣，我們的經濟結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以及個人的心理意識，均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著這樣的重大劇變，我們絕不能抱殘守闕、墨守成規，摒棄現實的需求，而一昧懷古、復古。我們必須有勇氣接受現實的挑戰，面對這日漸被物質文明所壟斷的局面，喚醒人性的尊嚴，拯救起日漸湮沒的中國人文精神。我們再也不能關著大門談中國五千年悠久光榮的歷史以自慰，我們要面對世界潮流，促進中西文化之整合，釐訂出整套中國文化發展的導向航道。於是，我個人認為，基本的作法是從教育著手。由家庭、學校，及至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階層，廣植文化人口，普遍喚起國人對本土文化的認同，與對外來文化的共識。
前些日子，有一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官員對我談起，他們曾經花了一筆很大的獎金徵選了幾首新歌，卻發現這些新歌根本沒有多少人喜歡去唱它，更不可能獲得廣大群眾的喜歡，問我這是什麼原因。我告訴他，下次舉辦徵選歌詞的時候，要增列三倍於獎金的宣傳費。現代社會是急需要傳播力量刺激消費心態的時代，只要重覆地灌輸，總是可以獲得預期的效果。我想，對文化人口的培植亦復如此，需要大量的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投入，使文化知識普及，軟體與硬體文化齊頭並進，精緻文化與生活文化均衡發展，這樣才能通過代化的思潮與傳統文化整合為一嶄新的，而又能適應當前社會需要的文化思潮。
文化思潮是導正社會風尚的原始動力，只有健全我們的人文主義的文化思潮，才能提昇人們的生命尊嚴，亦唯有發揮人性的尊嚴，人類才能擁有主導自己的命運的權利，亦才能達到完美的幸福生活。
